在艾黎老校长诞辰125周年、来华95周年、山丹培黎学校建校80周年之际，重温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学习老校长高尚品质，弘扬老校长伟大精神，促进中国和新西兰以及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邓小平同志在庆祝艾黎80 寿辰时高度评价说：“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朋友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样五十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 习近平同志充分肯定说：“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先生1927年远赴中国，将毕生献给了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事业。”老校长在中国的丰富经历，展现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变迁和各个时期的社会风貌，他留下的是一本历史活教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以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鼓舞我们不懈奋斗。老校长和他的精神永远与我们在一起！
黑暗中寻找中国希望，看到了共产党为人民谋利益的责任担当，坚信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是人民走出苦难的积极选择。1927年4月21日，艾黎怀揣“寻找一条新的生活道路”的希望，历经澳大利亚、新几内亚、菲律宾、香港，最后到达上海。上海期间，他当过消防队小队长，担任过工厂督察长。深刻感受到旧中国上海的贫富悬殊，亲眼看到了当时缫丝厂体制下童工所遭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折磨，也看到了搪瓷厂的锑中毒和制作电池铅板时的铅中毒,亲历了安全事故造成的重大死亡和包身工制给中国妇女带来的巨大厄运。1929年西北大饥荒的人间悲剧以及绥远萨拉齐的救灾经历，与1932年洪湖人民在红军领袖贺龙的领导下抗洪救灾顽强不屈洪湖精神的强烈反差，使艾黎看懂了旧中国车轮的运转，认识到中国农民一旦围绕着他们向往的任务而组织起来所具有的力量。这时艾黎接触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使他越来越关心当时中国国内的斗争，加速了对中国旧制度的幻灭，也增强了艾黎的信念：总会有一个使人民从压迫和苦难中解放出来的积极选择，这个积极选择就是坚定的跟着中国共产党走。
革命中无私奉献，认识到共产党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历史担当，坚信中国共产党是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新世界的正义力量。1934年，在德国政治经济学家汉斯·希伯的提议下，与艾黎志同道合的人逐渐集合在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工资劳动与资本》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关于亚细亚社会革命的论述，讨论中国及国外的时事特别是上海的形势，越来越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新世界的正义力量。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上海那些年，艾黎除了公务外，全身心投入共产党的地下政治斗争。在宋庆龄的鼓励和支持下，与共产党地下组织建立联系，完成地下组织交给的任务。为了中国革命，艾黎冒险在家中设置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秘密电台，与长征中的红军保持联系。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冒险藏匿地下共产党员，护送共产党员和进步的国际进步人士离开白色笼罩的上海。长征结束后，努力购买和运送大批药品到遥远的西北共产党地区。1933年认识宋庆龄后，得到宋庆龄的高度信任，受宋庆龄委托，冒着生命危险将一箱手枪和子弹转交给红军，并帮助宋庆龄安全离开上海。在1936年3月至1937年11月格莱尼奇夫妇创办的《中国呼声》上，除去国外工作旅行外，坚持在每一期上发表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罪行，声援学生的救亡运动，阐述保卫和平的最高理想。
抗战中组织“工合”救亡，实践“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为支援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37年初，艾黎先后到美国、新西兰等国考察工业安全条件，期间日本人占领了上海。1937年10月回到上海时，日本人到处杀害平民，烧毁工厂。面对日本人对中国工业基地的恣意破坏、上海60万工人失业在街头坐以待毙的惨景，在斯诺夫妇的建议下，艾黎牺牲自己的好职业，放弃上海工厂督察长，毅然在中国搞工业运动，做抗日战争中有用的事。于是起草了“对中国生产问题的调查和建立工业合作社以解决一些问题的总战略”的小册子。在此基础上，于1938年4月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艾黎起了一个简单的名字：“工合”，意即“一起工作”。从“工合”一开始，周恩来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就十分热心。协会成立后，首先是把武汉的工业撤往西北，好多企业撤往宝鸡和西安附近。因此，工合的第一个地区性办事处——工合西北办事处在宝鸡成立，并在宝鸡组建工合第一个合作组织——打铁合作社。只用了两个星期，便组建了10多个合作社。3个月内，就有了制鞋和生产食品、毛毯、毛巾药棉及纱布的合作社。工合的口号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工合当时的任务是要设法帮助供应和武装新四军，工合的思想像燎原之火蔓延，并从宝鸡扩大到其他难民中心。1939年初，工合东南地区办事处在赣州成立，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仅在赣州及其附近地区便建立了约130个合作社，随后在延安、川康、浙皖一个接一个地组织起来。工合运动得到了宋庆龄的充分肯定，1940年5月致信卢广绵时称“是实现三民主义最大的动力”。工合的工作得到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大力赞赏和支持，毛主席三次接见艾黎。叶挺将军1939年10月10日感谢工合在皖南游击区组织合作社，并希望工合继续支持和援助皖南人民和抗日战争。工合运动成为抗日的一个经济武器，逐渐得到菲律宾、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其他许多国家的爱国华侨的支持，香港地区的一些知名人士也对它产生兴趣。为了防止国民党政府贪官污吏的攫取，1939年6月，在香港成立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截止1946年，通过国际委员会，得到经济援助达500万美元。1939年9月毛主席致信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深信“倘若我们艰苦奋斗，倘若中国与其国际朋友共同合作，毫无疑问，我们是能够打败日本，取得最后胜利的。”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北京培黎职业学院的回信中指出：“他（艾黎）和宋庆龄、斯诺发起成立的工合国际，为支持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战火纷飞中创办培黎学校，探索实践“手脑并用、创造分析”教育思想，为中国黎明培养忠于人民和职守的创新型人才。1938年工合刚刚兴办的时候，艾黎就意识到，在成立合作社的同时必须进行办社和技术方面的培训。1940年起，在东南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的四川，试办培黎学校。第一所培黎学校是1940年在江西赣县创办的。1940年秋，在宝鸡也开了类似的培训班，但只办了6 个月。另外两个学校，即广西桂林和湖北老河口学校，开办不久被当地国民党官员解散了。随后又在西北的双石铺、兰州和河南的洛阳各设过一所学校，由于各种原因，只有双石铺学校办了下来。双石铺学校条件艰苦，一个个教师相继弃职而去。乔治·何克被派去接任时，已经是1941年当中的第九任校长。何克是个年轻的英国人，毕业于牛津大学，于1938年来到中国，受到延安和华北解放区革命精神的感染。他起早贪黑，努力工作，1942年春末夏初，学校面貌大为改观，学生增加到60人。学生吃苦耐劳，形成了校风，一直延续下去。“培黎”的含义在于一是为纪念美籍国际友人约瑟夫·贝利，二是“为黎明而培训”。“培黎”的意义在于培训的学生将勇往直前向旧事物宣战并培训别的人跟着他们前进，直到整个新世界的到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人向西推进，国民党将占用校舍，政治形势不允许在双石铺继续办学。最好的办法是在远离双石铺和宝鸡的地方找到一个点。甘肃西部是中国西北广大不发达地区的一部分，国民党政府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一向薄弱。1942年，艾黎和李约瑟博士前往玉门时经过山丹。山丹的自然资源和壮丽景色使艾黎看到了希望，同时把学校建在山丹，也是为了给1936年战死的红军建一座活的纪念碑。双石铺到山丹1100公里，而且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一路上出了不少险情，一些人死里逃生，艰难程度可想而知。1944年12月和1945年2月分两批，在经历了无数次艰难困苦后，艾黎、何克与60名学生经过长途跋涉，除一名学生因心脏病死于兰州外，全部胜利到达山丹，完成了被艾黎称为“小长征”的学校西迁。这次学校“小长征”，是培黎师生的一次洗礼，也是培黎形象的塑造：充分展示了自强不息的高尚品质，吃苦耐劳的精神风范，追求梦想的坚定信念。而且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士气，在艰难困苦时能团结一致，将鼓舞所有后继的人们百折不挠、一往无前。
1945年7月，经过半年的努力，学校棉纺组、织布组和机械组开了工，课堂教学进行的很顺利，培黎学校在山丹站稳了脚跟。也就在这个时候，学校遇到重大打击。何克与学生打篮球时碰坡脚趾患了破伤风，因无法救治而病逝，年仅30岁。何克是在艾黎《西行漫记》《共产党宣言》的朗诵声中平静离世的。在离世之前，要来了纸和笔写到：“把我的一切送给培黎学校。”何克去世后，学校招收更多的当地农民学生，提供更多种类的工作，激起师生对未来的憧憬，使全体师生增强信心。学校先后开设了皮革、造纸、陶瓷、纺织、机械、电器、化工、地质测量、农业、畜牧等十多个专业。特别是1947年，罗伯特·斯宾塞夫妇来校建起了校医院，张掖、武威和附近地区的人都来就医，门诊病人每天多达70多人，创造了河西医疗史上的壮举。学校的发展得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以及新西兰、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许多组织的帮助，先后有来自8个国家的30位外籍教师任教，为美好明天的黎明培养一代新人做出了贡献。艾黎在山丹办学的目的是将新的更好的工合工作发展到内地农村，帮助老百姓提高自己的水平，使他们与即将兴起的工业化中国融为一体。艾黎在山丹办学的经验表明，“手脑并用，创造分析”是新型（创造性）教育的箴言。要求青少年不仅要获得书本知识，而且要有生产的经验，使自己能分析和创造。强调在办学过程中，理论必须与实践结合，不只是偶尔的结合，而是每日每时都结合。一个正在成长的学生，要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才，必须每天参加实际工作，不经常实践，理论是学不好的，教育也是不全面的。这一思想对中国西部乃至中国的职业教育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艾黎在办学过程中发现孩子们在劳动过程中能够很快打成一片，做到互相了解、互相尊重。这种通过合作方式而形成的集体力量，通过开会讨论而形成的平等关系，在集体实践中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否定，对中国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与进步都有重大意义。因此，艾黎认为“在山丹与青少年一起度过的岁月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生活最充实的年代。”“我高兴地看到新时代正给与他们一切机会，做一些需要的工作，把旧中国创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奉献人间大爱，毫无保留地为和平与正义而战斗，书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好的故事。艾黎认为，和平像空气、阳光、水和粮食。和平意味着发展。和平如同生产一样，是一个社会问题、一个政治问题，是大家的事情，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权利。所有真正关心孩子的人们必须无保留地为和平而战斗。因为谁都不能否认未来的世界将越来越是一个世界。1951年新年伊始，艾黎从山丹去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工合会议。1952年10月，艾黎参加新中国成立后在首都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和平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呼吁“和平是一切建设性的生活的基础。不管有多少困难，走向和平的路永远无法切断的。”1953年秋，艾黎应邀回到北京，代表新西兰和平理事会担任亚洲及太平洋和平联络委员会的委员，从山丹到北京定居生活。之后多次参加争取和平与团结的国际会议，为世界和平与正义毫无保留地奋斗着。通过一系列的会议，新型国家越来越认识到，为了持久的和平和人类的进步，必须消灭一切形式的新殖民主义。新中国成立不久，一个重大的任务是克服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偏见和误解。中国革命惊心动魄的变化世界尚未充分了解，而社会主义建设更需要世界了解。为了中国，为了和平，艾黎先后撰写了大量作品，有的还翻译成几种文字，宣传了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和充满信心的中国人民。
老校长60年来为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长期的斗争中不怕艰辛、不计得失，把一腔热血和全部精力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就连自己的遗体告别仪式都要求“务请不要大张其事，这不过是又一名战士在行进中过去了。”正如宋庆龄所说：“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他的名字已经成为中新人民友好和世界和平正义的象征，他的“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是我们积极开展国际文化交流、谱写国际友谊新篇章的不竭动力，他的“手脑并用，创造分析”教育思想已经成为职业教育的箴言，对今天职业教育的发展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的秉持和平正义、书写超越国家和民族的人间大爱情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好的故事。作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老校长高尚的革命品质和宝贵的精神财富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彰显着巨大的生命力，永远是我们心中的一座丰碑！
（作者：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党委委员、副校长周兆琼）
